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距今8000年前后，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出现了中华文化蓬勃发展之势，住房、聚落、原始农业、原始圈养业、原始制造业、原始礼仪规制、原始音乐和文字符号都开始形成，中华文明开始向成熟迈进。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华北地区的磁山文化、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华南地区的彭头山文化、东南地区的上山文化、东部地区的后李文化等，像灿烂的星斗闪烁在中华文化的天空。而在这些文化中，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以肇始文明元素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对周边地区影响最大，被人们誉为中华文明的奠基。
一、重构上古史的大发现
郑州市新郑双洎河边坐落着一个不大的村庄，名裴李岗。这里的村民在农田耕作时，时常会从田地中挖出一些形状奇异的石器，有的像铲子，有的像斧头，有的像镰刀，还有一种椭圆形的扁石板，两尺来长，一尺多宽，一面光滑，一面有四个矮胖的足，当地一些人把它叫作石磨盘, 也有人叫它“通灵板”，还有人说这是西陵氏娘娘给大禹王作草鞋用的鞋模子。由于对其产生和用途莫衷一是，人们也见怪不怪，把它们随便丢弃，有些甚至垒了猪圈。
1977年3月，春暖花开，为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新郑举办了亦工亦农文物考古培训班，请来考古专家给大家讲课。或许这就是机缘，裴李岗村又发现石器了。消息传来，考古专家便赶往裴李岗村，在发现石器的现场，专家们发现了一座清晰的墓葬，墓内有数件过去村里常挖出的石器，其中就有神秘的“通灵板”，还有红陶器。能够探寻裴李岗石器秘密的相关信息终于浮现。考古专家一眼望去，便感到这些器物是过去考古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应该是一个重大新发现。
展开剩余91%有了这一判断，当地文物部门立刻上报省文物考古主管部门，请求进行考古发掘。在得到批准后，考古专家带上短训班的学员开启了带有实习性质的考古发掘，裴李岗遗址便开始了第一次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共计12天，发掘面积 118 平方米，清理了8座墓葬、5座灰坑，发现石器 25 件、陶器 21 件、骨器 1 件、兽骨2件、绿松石2枚，初次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
带着还散发着墨香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报告》，负责发掘工作的李有谋、崔耕、薛文灿立刻向省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人汇报，听完汇报，省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人感觉这一发现非同寻常，嘱咐他们立即带上出土的文物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有关专家汇报。
一行人立刻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在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听过汇报看过文物后，立刻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裴李岗遗址的时代和文化类型进行评估。一行人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安志敏先生接待了他们，在听取了汇报又仔细观看了带来的文物样本之后，安志敏先生感到事关重大，马上报告了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夏鼐所长听到消息立刻赶来，看了文物和简报后大呼：“新苗头，很值得重视！”听说带来的木炭和人骨样本已经送检后，叮嘱实验室的检测人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检测结果通知他。
从考古所出来，他们又拜访了北京大学考古类型学专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看了出土的文物，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带来的裴李岗陶片标本时间应早于 7000 年前。这是一个让人倍感振奋的判断，在此之前，中国发现的史前文化最早为仰韶文化，时间是距今7000~4500年，裴李岗遗址的时代无疑要早于仰韶文化的时代，这将成为当时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中国上古史将据此改变。裴李岗的发现太重要了，辞别时，苏秉琦先生主动给河南省文物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写信，请省里高度重视，搞好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在北京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去拜访《文物》杂志的总编辑杨谨同志，本来是去送唐户遗址两周墓地的考古发掘简报，没想到在聊天中聊到了裴李岗的发现，杨总编立刻来了精神头，匆匆浏览了一下裴李岗的发掘报告，竟要求留下来与唐户遗址两周墓地的考古报告一同发表。
北京之行，让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者深受鼓舞，没想到，裴李岗遗址的试掘竟得到国家最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和关注，他们意识到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神秘的一段历史有望即将揭开，这段历史将把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推向更早。随之，一次次更加严谨、更加科学的发掘工作有序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参加了进来，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大家裴文中、安志敏等先生还亲临现场指导。
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裴李岗遗址的面纱被揭开，这是一个距今9000~7000年的氏族村落遗址，这是一个面貌和内涵完全不同于人们熟知的仰韶文化的更早的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的发展源头推向了9000年前，重构了中国上古史。专家将它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入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坐标。
二、意义非同寻常的创造
随着裴李岗遗址文化面貌的廓清，与裴李岗文化相似的遗址更多地被发现，特别是漯河贾湖、郑州峩沟、郑州唐户等遗址，提供了裴李岗文化更为丰富的内容，一系列从未有过的现象出现了，展现出距今9000~7000年前中国人类社会发展的灿烂画卷。
房屋营造出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彻底告别了露宿和穴居，开始在临近河边的台地上建造房屋，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土木建筑营造活动之一。从多个遗址发掘的情况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住房为半地穴式，平面有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门向有西南向、南向、东南向几种，大多朝向地势较低的一面。房子以单间式为主，也有双间式、三间式，面积小的有7平方米，大的有20余平方米，房内居住面和墙壁均经过处理。有些房内发现有用灶迹象，灶台设在房屋中间或门道一侧。房子的结构形式有斜坡门道式、阶梯门道式。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子建造的方法是，先在地面挖一浅坑，修好门道，再在坑的周边树起梁架，在房子顶部和四周上面铺上蒿草，再对室内地面进行硬化处理，建上灶台，房子便建好了。
氏族聚落出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延续了族群共同生活的传统，通过集中建造房屋形成了聚落，开启了氏族社会的最初生活形态。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无论是选址，还是内部的布局，都经过了精心规划。聚落临水而居，房子有序而建，功能区分有别，设施初见雏形。郑州唐户遗址是裴李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聚落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这个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发现的房子已有65间，这些房子有序分布在5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内，在单元内发现有向心式布局的房子，中心的房子中可能居住的是有一定地位的社会成员。单元内发现有人工修筑的沟渠，略呈带状环绕房子中间，可能是为了便于排水。在这些居住区的周边，有利用自然沟壑修建的防御式壕沟。显然，这个聚落的规划和建设是在一定组织的组织下完成的，说明以聚落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
原始农业出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发现了大量与原始农业相关的遗存，这些遗存包括生产工具、窖穴、粮食作物等。在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种类众多，多为精美的磨制石器。有开垦土地的农具石斧和石锛，有耕耘土地的农具石铲和石锄，有收割作物的农具石镰、石刀，有加工粮食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和出现，特别是一些遗址中出土的水稻、粟、稷等作物的遗存，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由最初的采集农业开始向种植农业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生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重大飞跃。在郑州裴李岗遗址中发现有12座窖穴，有圆形、椭圆形和圆角长方形三种，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地下粮仓之一，里面发现有稷的遗存。在郑州沙窝李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粟。在漯河贾湖遗址中，发现了人工培植的水稻，在郑州唐户遗址中也发现了稻粒的存在。这些表明，裴李岗时期，原始农业已经初步形成。
家畜圈养出现了。在长期的牧猎生活中，人们尝试将一些猎伤后易于圈养的一些动物留下来，“物兽以为畜”， 培养了一批家畜。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由于原始农业的蓬勃发展，粮食剩余的出现，家畜圈养开始普遍出现，家畜圈养业形成了。在郑州裴李岗遗址中发现有猪骨、羊骨、狗骨、牛骨、鸡骨等， 在漯河贾湖遗址中也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已有部分动物被圈养，主要是猪和狗，还有少量的黄牛和水牛的骨骼。这些都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在原始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猪、羊、鸡等家畜饲养。家畜饲养的出现和形成，使人们逐渐摆脱食物缺乏的境况，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增强人类体质，具有重要意义，对人类迈向文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继火发明之后的又一革命。
原始制造出现了。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最多的遗物为石器和陶器，从规模数量和制造技术上看，应是由专门社会成员制作的，说明原始制造业已经形成。造型和制作精美的石器是裴李岗文化的突出代表，裴李岗时期的先民们已经非常熟悉石器的造料和制坯技术，在磨制技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些石器还保留有原始的打制和琢制痕迹，但绝大部分石器已磨制的非常精致，而且，根据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创造了品种繁多、用途不同的器物，今天看来，那一件件造型奇巧、磨制精细的石铲、石镰、石斧、石锛、石刀、石球、石磨盘、石磨棒等，不仅是劳动工具，还是艺术品。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制造已经相当成熟，陶器品种有细泥红陶、夹砂红陶两种，均为手制，大件用泥条盘筑法，小件用手捏，因为还属初创时期，陶器胎壁尚厚薄不均，火候较低，质松易碎。陶器多为素面，少数器物表面饰有点纹、坑点纹、指甲纹、划纹等，个别器物上还饰有乳钉。陶器的种类主要是生活用器，有三足钵、圜底钵、小口双耳壶、圈足壶、鼎、三足罐 、甑、圈足碗、小陶勺等。
原始纺织出现了。在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出土了许多与纺织有关的遗存和文物，在郑州峩沟遗址出土了7300年前的陶制蚕蛹，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陶制蚕蛹，可能与养蚕缫丝出现有关。在郑州裴李岗、漯河贾湖等遗址发现了骨针、纺轮等纺织工具，在许多陶器上还发现有绳纹、网纹和席纹等，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纺织技术已经出现，人们可能已经穿上纺织而成的服装， 这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创新自然方面的巨大飞跃。
炊具餐具出现了。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定居生活的出现和创造能力的提高，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吃、穿、用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将采集的果实和种植的粮食去掉外壳更好吃，于是，发明了石磨盘和石磨棒。人们用这样的工具加工粮食时，将食物放在石磨盘上，手执石磨棒， 将外壳碾烂去皮，将内核碾碎，这种将食物加工去壳食用的方法，更易于被人体吸收，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开启了人类生活崭新的篇章。这时期人们的饮食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时代，开始将食物煮熟了来吃，原始烹饪出现了，并且，开始酿酒，郑州裴李岗、漯河贾湖等遗址都发现了酒的存在。为适应这一变化，人们用陶器做出了各种炊具、餐具和酿酒器，已经发现的烹煮类炊具有鼎、甑、钵，盛放类炊具有盆、瓮、缸，汲水类炊具有壶、罐。餐具类器具有碗、盘、杯、勺、铲等。此外，还有酿酒的滤器、喝酒的酒杯、储酒的酒壶等。这是中国餐饮史上最早的最完备的炊具餐具酒具系列，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用的炊具和餐具，在裴李岗文化时期都已具雏形，人们生活自裴李岗文化时期进入了崭新时代。特别是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陶鼎，这种器皿因其实用性又极具象征意义被后世演变为国家礼制重器。
审美意识出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在郑州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带有穿孔的绿松石饰件和玉石管件。在漯河贾湖遗址中出土了石环、柄形饰、管形石饰、方形坠饰、三角形坠饰、圆形穿孔饰、梭形饰、穿孔石器等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大多石质优美，打磨精细。人们在抟泥作陶时，除实现它的实用功能外， 已经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发现中，悟出了艺术创造的真谛，在对陶土捏制中加入艺术构想，赋予陶器丰富的原始文化内涵。出土的陶器不仅造型优美，器身还有纹饰。另外还开始了雕塑创作，在郑州裴李岗遗址中，出土了数十个陶塑动物卡通形象，其中的两件红陶羊首，虽然说形体较小，仅长7.5厘米、宽6厘米，塑造也简单，但它外在形象已是形神兼备。一件整体作不规则的三角形，正中央一条中轴线突起作为鼻子，由轴线展开的两边作为面颊，质朴简洁。另一件则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重点不再是刻画羊的面部，而是突出长而粗壮的羊角，两件作品尽管所表现的部位不同，但是都能抓住羊的基本特征。在裴李岗遗址中还出土有陶塑猪头，短嘴张口，憨态可掬，捏制虽然简单，但是形象跃然而出。另外，在郑州莪沟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塑人头像，方面隆鼻，目光深邃，神情庄重。这些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最早的作品，谱写了中国美术雕塑史的最早篇章。
文字符号出现了。在漯河贾湖遗址中，发现在一些龟甲上、陶器上、骨器上、石器上都刻画有契刻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考证，这些契刻符号竟然与晚它6000年的商代甲骨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书写工具相同，皆以利器为工具把符号刻在龟甲、骨器上。二是用途相同，商代甲骨文字是用来记载占卜内容的，而贾湖契刻也与占卜相关。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贾湖契刻是事理符号，而甲骨文字的事理文字很多。这些契刻符号的结构为“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与今日的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因此，许多文字专家认为，贾湖契刻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文字是人类书写语言的符号和交流信息的工具，是精神文明的重大成果。
管乐乐器出现了。漯河贾湖遗址中出土骨笛达30多支，除去半成品和残破者外，完整的骨笛有6支，一支5孔，一支6孔，三支7孔，一支8孔。这些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的乐器，形制固定，制作规范。经音乐演奏家测试，今天仍能分别奏出四、五、六、七声音阶。贾湖骨笛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出土个数最多，且能演奏的乐器实物之一，改写了中国音乐史，这是人类迈向多彩精神世界的又一飞跃，标志原始乐理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礼仪规制出现了。礼仪是规范管理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中的墓葬都非乱葬，不仅经过认真规划，墓内随葬品也都遵循一定的规制。所有墓葬都遵从一个方向，墓圹为长方形土坑， 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男女二人合葬墓。随葬品一般3~5件，最多的20多件。随葬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生产工具，一类是粮食加工工具，一类是生活用品。随葬品是随墓主人身份而定的，承担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的男性墓葬，随葬品一般多为石铲、石镰、石斧、箭镞等生产工具和部分陶器。从事家务和采集活动的女性墓葬，随葬品一般多为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和部分陶器，极个别的墓葬还随葬有饰品和艺术品。
裴李岗文化出现的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新气象，是此前历史时期从未有过的，开辟了中国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三、中华文明的奠基
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这是近40年来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随着现代考古工作的进展，更多的材料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不断向前推进，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裴李岗文化一系列的新创造，萌芽了一系列文化知识体系，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为文明的形成铺垫了基础。
裴李岗文化建筑营造活动的出现，标志原始建筑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聚落社会组织的出现，标志原始社会管理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原始农业的出现，标志原始农业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家畜圈养的出现，标志原始膳食结构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磨制技术和制陶技术的出现，标志原始制造技术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纺织技术的出现，标志原始纺织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炊具、餐具、酒具的出现，标志了原始烹饪餐饮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饰品和雕塑的出现，标志原始审美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吹奏管乐的出现，标志原始音乐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契刻符号的出现，标志原始文字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的葬俗从布局、墓圹到随葬品都形成了基本制度，标志原始礼仪规制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在生产、生活、营造、文化、礼仪、社会组织等方面开始形成的一系列原始知识体系，在这些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创形成的诸多方面的创世性成就，使她成为同一时期多元文化群中的翘楚和引领者，她不仅拥有其他遗址中的所有创造，并且，还以其独有的乐器创造、契刻文字创造、雕塑艺术创造、礼仪规制创造等，为中华文明的创立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这是同时期其他遗址很难比肩的。裴李岗文化的这些创造孕育了中华文明形成的主根主脉。
裴李岗文化呈现了一系列新气象，萌芽了许多文化习俗，奠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部分墓葬，常以组合的形式随葬装有石子的龟甲、骨规形器、骨笛等特殊器物，有的龟甲或骨规形器上还契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其中一般作为乐器的精美骨笛，天文学家认为是天文仪器律管；骨规形器被天文学家认为是测量天象的规尺；装有石子刻有字符的龟甲，可能与卦象或者验辞有关。墓葬中的龟甲，多为偶数，龟甲中的石子，也有一定之数。以装石子的龟甲占卜，当属于八卦一类数卜的范畴，体现“象数思维”，占卜本身显示裴李岗文化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表明原始宗教开始萌芽。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有专门墓地，墓葬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实行墓祭，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说明已有清晰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分区分组，可能对应现实社会的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墓葬排列整齐，或许与辈分等有关，表明裴李岗文化已出现最早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祖先崇拜和族葬，应为现实社会中重视亲情人伦、强调社会秩序的反映。
裴李岗文化后期聚落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墓葬也有较为明显的大小贫富之别，尤其随葬龟甲、骨规形器和骨笛等特殊器具的基本都是较大墓葬，也以成年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见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男性地位已经相对较高。裴李岗文化出现的“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超自然力量崇拜的原始宗教观、祖先崇拜的理念、尊卑有序的秩序等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元典。
裴李岗文化所出现的这些崭新创造和崭新气象，不是局部地区的个别现象，从考古发现来看，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分布以郑州地区为中心，南边到淮河流域，北边到太行东麓，西边到三门峡一带，东边到黄淮沃野，几乎涵盖了河南全省，遗址达170多处，代表性遗址有郑州裴李岗、唐户、峩沟、沙窝李、瓦窑嘴，漯河贾湖、翟庄，南阳八里岗，许昌石固，驻马店谢老庄，三门峡薛家岭等，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了中华文明形成前的最靓丽的文化新潮，形成了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的花蕊。
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原地区周边的考古发现来看，裴李岗文化影响并促进了陕西的老官台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江苏的顺山集文化、湖南的彭头山文化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接触、沟通、碰撞和融合的枢纽与平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裴李岗文化对外的强烈扩张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将文化因素深深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文化当中，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催育了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盛开的花瓣。
考古专家韩建业先生指出：“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所表现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裴李岗文化对外强烈扩张影响，使得黄、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起来，也可能通过上层在宗教祭祀、空间观念等方面的交流，使得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也和黄、淮河流域有了不少共性，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裴李岗时代在神衹崇拜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亲情人伦、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文字符号和算筹主要与占卜、天文等相关，而缺乏表达贸易交换等的内容。这些文明的特质，连同数卜与象数、观象授时与天圆地方，以及龙、玉器等，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汇聚交融，绵延发展，成为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甚至政治观的文明基石。”裴李岗文化的“这些创新创造和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引领作用，具有奠基中华文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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